孙树良

“六毛五与六毛三，此事一直记心间。买卖总不一个心，赛翁失马翻新版。”

这是我写的日记诗。何谓日记诗？就是以诗的形式写的日记。六毛五，六毛三，说的是什么呀？你可能看不懂。这里边有个小故事，你看了下边小故事，自然就知道这首诗写的什么了。

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和老伴儿赶年集买花生时发生的事。我们这里习惯把过春节说成过年。一进腊月，过了初十，遇集都叫年集。曲周县城，十天里四个集，二四七九。年集比平常的集要大，买东西卖东西的人特别多。有些东西平时不上集，像花生、大枣、粘面等，只有在年集上才能买到。

我们打算买些花生，剥一点，过年时，吃咸花生米。再炒一点，主要供孩子们吃，招待客人，用不了多少，客人不多，就几个年年来拜年的老学生。剩下一部分，老伴儿剥成花生豆，供平时吃。那时还没有超市，想吃时，没地方买。

上完了第二节课，我和老伴儿推一辆自行车上集了。前河东整个一条街都是卖花生的。从供应站门口到滏阳河桥，人多得挤不动。我俩看了几份，都不太好。走到斜胡同口，看到一份花生很上眼，一个是一个的，白光光的。用手抓一抓挺搁抓，这说明籽拱得饱。我问：“啥价钱？”卖主说：“不说谎，七毛。”老伴

儿说：“别人都是五毛五、六毛，你要的价太高，没法还。”卖主是个中年人，看起来很精明，他面前蹾着两整布袋花生。他指着他的花生对我俩说：“你们到集上转转，再没有比我的花生好了。你们想要，最低价是六毛五。”老伴儿说：“我们没说你的花生孬，只是要的价太高，三分中不中？”卖主扳得很硬：“刚才不是给你们说了，六毛五。”老伴儿拉起我往西边去看。我小声说：“整个集，数人家这份好，要不按六毛五要他三十斤？”老伴儿说：“这是自由市场，哪有一问价就买的，搞价也是一种艺术。”我们走到滏阳河桥头，也没有相中的花生。

我们又返回来，走到那个卖花生面前，老伴儿首先开口：“你的花生是不错，就是太死板，上下都一样吗？”卖主说：“都一样。”因为是商量好的，我说：“就按你说的价，给我们称三十斤。”那个卖花生的抱起一个布袋，往我们的塑料袋倒了一袋花生，用秤一称，正好三十斤。我们也没再仔细检查，捆住袋子口绑到自行车上，回到学校。

老伴儿是个精细人，从集上买来的枣啊豆啊，总要再分拣一下，好的次的分开放。她说：“把花生倒出来吧，让我拣一拣，过年用的炒花生得用最好的。”我掂起塑料袋往屋地上一倒，用手一拨拉，发现了问题。花生倒是上下一样，就是里边混杂一些跟花生颜色差不多的

小坷垃，大小不等，形状不一，大的像半个花生那样大。一看这情况，就断定是故意掺进去的。老伴儿也顾不得坐锅做饭了，一脸怒气说：“装起来，咱找他去！价钱许他要，咱买的是花生，可不是坷垃！”我无奈地说：“你找着人家又怎么样？人家一定说花生是从地底下刨出来的，难免带点小坷垃。”老伴儿抓起几个小坷垃，伸到我面前：“你看看，小坷垃一点儿土气也没沾，光溜溜的，肯定是装布袋时掺进去的。”“找到集上，恐怕人家早已走了。”我一直在给她泄火。说罢，我从里间拿来杆秤，把花生称了称，把小坷垃也称了称。老伴儿盛怒未消，觉得被人骗了，坐在床上两手托腮生闷气。我一边算，一边往纸片上记。算着算着，我忽然兴奋起来：“老婆，你快来看！这家伙掺小坷垃想坑咱，结果他算错账了，反坑了他自己。”老伴儿赶紧凑过来，从我手中夺过纸片，小声读了起来：六毛五一斤，三十斤，该是十九元五，实际上要了咱十八元九，这就是说，算账时，他按咱还的价六毛三算了，少要了咱六毛。小坷垃，八两，也按六毛三一斤算，是五毛，这样咱还饶他一毛哩！

老伴儿看完了纸片，一脸怒气风吹云散。我知道，她着急并不是在乎这几毛钱，她恨的是，不该采用这不道德的交易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