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的墓地》是作家杨志科在叙述艺术上颇具创造性的一部长篇力作。小说以细腻饱满的笔触，对太行山革命老区一个叫匡家峪的小山村，在改革开放中所经历的阵痛和变迁进行了描绘。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独立师曾在这里驻扎多年，村边的那片抗日英烈墓地，记录着小山村血与火的过去，一户由祖孙三代、四个不同姓氏组合起来的大家庭，更成为那段血腥历史的“活标本”。家中的大孙子匡世宗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任职副县长，后辞职回村，从他的爷爷、一位威震太行的抗日老英雄手中接过村党支部书记的重任，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征程。曲折艰辛的创业道路，扑朔迷离的爱情纠葛，一群与老区血肉相连的年轻人，在时代的浪潮中，演绎出一幕幕跌宕起伏的动人篇章。作品将创作的着眼点放在一个有着深厚历史背景的小山村，深刻表达了作者对革命老区的关注和赞颂。

杨志科著

今年年初，党支部在研究由匡火鼎亲自提出的推行土地大包干的工作时，卢旺堆一反常态，奴才相说变就变，变成了一副凶神恶煞的黑脸。他一面讲“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一面指责匡火鼎只顾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批评他是死不悔改的老右倾。当时群众中流传着一段顺口溜，是这样说的：“大包干儿，各顾各儿，过得孬好靠自个儿；今儿分地，明儿牵牛，拆了牛棚分砖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回解放前。”卢旺堆时常以这段顺口溜，作为群众反对大包干的佐证来批评匡火鼎。“匡叔，你都六十多岁的人了，做事怎么总是心血来潮？以往的教训还少吗？领导目前只是口头上泛泛地号召，让下面大胆闯、大胆试，并没有一定要求落实。大包干以前就被当做资本主义受到过批判，现在又要搞，今天说它对，明天又说它错，搞错了谁负责啊？你是不是觉得，过去挨批斗挨得还不过瘾，还想再挨一次？”经卢旺堆这么一吓唬，被历次运动整怕了的匡火鼎，一颗火热的心马上就凉了下来。一面是上头压，一面是下面顶，被夹在中间的匡火鼎，感觉像坐在鏊子上被煎烤一样难受。就在这档口，北京那边打来了电话，来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老政委肖军。前不久他刚被平反昭雪，现已官复原职。“祝贺你啊老政委，我们终于等来这一天了。”匡火鼎激动得忍不住老泪纵横。他如实汇报了村里的工作。肖军不满意，开口就批评：“我的匡大队长，你啥时变成小脚妇女了？当年那个天不怕地不怕风风火火打小鬼子的匡火鼎哪去了？人老

思想不能老啊！革命老区要带头搞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活路，只有改革才能让老区人民尽快富起来，不然我们就没法向老区人民交代。”被批了一头虚汗的匡火鼎，只一个劲地说：“一定一定……请老政委放心……老区不能落后……”

放好自行车，世宗和世玉走进人群中间，一声不响地听着人们纷乱而激烈的争论。村民匡靠社、瘸三晃，还有一个叫仙桃的年轻女人，如同三英战吕布一样围着一个叫卢小九的小伙，辩论得正难解难分。世宗世玉站在一旁，没有听几分钟就被卢小九发现了。他中止与三个人的辩论，礼貌地问道：“世宗哥，啥时回来的？”“刚回来，”匡世宗说，“老同学，你们这是吵什么呀？跟斗鸡似的。”卢小九是匡世宗初中时的同学，从小就十分要好。说：“世宗哥，也就是刚才，疯七爷老毛病又犯了，冲着旋风神呀鬼呀地数叨了一阵子。数叨中他说了一句话，说墓地显灵了，大包干是福不是祸，好日子就要来了。也就是这么一句话，竟然把大队长卢旺堆给惹恼了，劈头盖脸就把七爷吵了一顿，而后又把村民们教训了一顿。这不，经卢大队长这么一把火，就把这场争论的大火给点起来了。我只为七爷说了几句公道话，匡靠社，瘸三晃，仙桃，三个人就不依了，好像我欠他们家八辈子祖债一样，围住我就没完没了地争论起来了。世宗哥，你是城里的学生，见多识广，你来评评这个理，是他们的错，还是我的错。”

匡世宗呵呵一笑，向三个人跟前凑了两步，说：“靠社叔，三晃叔，仙桃婶子，墓地会不会显灵，我不

说你们心里也清楚。我只是想说，七爷他那么大年纪了，又身负残疾，你们用不着跟他较真。墓地里的英烈，是他生死患难的战友。七爷对战友们的感情，不是我们这些常人所能体会得到的。人都残成了这个样子，还念念不忘为乡亲们祈福，难道不值得我们这些后来人去理解去尊重他吗？”

三个人辩解道：“说实话，我们计较的并不是疯七爷，而是土地大包干。大队长刚才说了，土地大包干就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就是复辟旧社会。你说，在大是大非面前，难道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贫下中农子弟能听之任之坐视不管吗？”

话听着倒是怪冠冕堂皇的。“土地大包干怎么能与分田单干混为一谈，二者本就不是一码事。”匡世宗带着刚刚从县里学来的政策知识，底气十足地说，“实行土地大包干，只是土地经营方式上的一种变革，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改变。这么做的好处在于：明晰了生产责任；体现了多劳多得；还经营自主权于农民；鼓励一部分人勤劳致富。这难道不好吗？”

匡世宗有理有据的解说，使得周围的人渐渐都停止了争论，纷纷围拢过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