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民

北宋后期，朝廷出现了一位可与魏征相媲美的以直谏闻名的大臣，这就是被时人称之为“殿上虎”的刘安世。

刘安世（公元1048—1125年），字器之，号读易老人，学者称“元城先生”，北宋魏（今河北魏县东北）人。父名航，进士及第，历任虞城、犀浦知县，是当时有名的良吏。安世少年时勤奋好学，素有大志。他关心国事，敢于发表自己的政见。有一次，他与父亲的好友、朝廷重臣文彦博议论时政。文彦博言词间流露出对王安石变法的极度不满。他听了却不以为然，说：“我虽然是后生晚辈，但却不赞成您的观点。王安石推行的新政难道不是顺应时势，合乎人心，为民谋利吗？您如果有意见，可拿出一套更有效的治国良方啊！”他的一席话驳得文彦博无言以对，连连赞叹他为“奇才”。

他考中进士后，却没入仕，而是从学于司马光。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史学大家，而且还是一代名儒宗师。他以自己为人处世之道，谆谆教导他“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也。”意思就是说：要成为堂堂的正人君子，一定要以诚为本，有才，更要有德。这句话对他影响很大，奉为做人做官的行为圭臬，时时激励并劝诫自己。

熙宁七年（1073年），魏县一带发生严重的洪涝灾害，县城被淹没，安世的宅第也被冲毁殆尽，一家人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魏县治所也因水患从旧县庙远迁洹水镇（今魏县旧魏县村）。后来，在亲友的接济下，他心疼老母的身体，举家就近徙居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双台村一带）。

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复出为相，推荐刘安世为秘书省正字。司马光死后，吕公著当政，又荐举他为右正言。不久，改任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后来晋升为左谏议大夫。当初，朝廷让他担任谏官，他却忧心官场的险恶，虑及个人前途及家人安危，没有立即受命，而是回家征询老母的意见。刘母是一位识大体、明事理的贤德之人，安世“惟母命是从”，特别孝敬母亲。他对母亲说：“朝廷因为孩儿贤明，想让我担任谏官。倘若就任这一官职，那就要有胆识，敢于伸张正义，无所畏惧，甚至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职责。一旦冒犯了皇上，就要大祸临头，家破人亡。如今，皇上正以孝治国，如果以母亲年老为托辞，应当可以避免出任这一官职。”刘母听了沉默良久，和颜悦色，耐心地开导他说：“孩子，你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我听说谏官是在皇上面前敢于直言诤谏的重臣。你父亲一生都想做这样的官，但却未能如愿。如今你有幸任此官职，就应当舍身报效国家。纵使遭罪被流放，不论远近，我也一定会随你而去。”于是，刘安世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朝廷这一任命。

他任谏官多年，刚正不阿，切中时弊，直言敢谏。在朝堂之上，他不仅弹劾大臣无所顾忌，而且忠心事主，据理力谏，无所畏惧。有时，他铁骨铮铮，言辞激烈，触怒了龙颜，就紧握笏板退步而站。一待皇帝怒气稍解，就再上前进谏。旁边的臣僚见状，无不为他捏一把汗。文武百官由此无不为他的胆识所折服，无不敬畏他，称他为“真铁汉”、“殿上虎”。有一次，年幼的宋哲宗听信谗言，一时冲动，暂停授课，授意臣下到民间征召宫女。他闻讯后，立即上朝进谏，说：“陛下已年长，不立皇后，却好女色。征召宫女更是扰民伤财之举，微臣以为不可。陛下应该以社稷为重，以黎民苍生为念，罢征宫女，让侍臣照常讲课，倾听前朝治乱兴衰，效法历代明君圣主，力争做一个万民拥戴称颂的好皇帝。”哲宗听了俯首不语。高太后连连摆手，直说：“卿不要误听人言，绝无此事。”不久，哲宗悄然下旨终止此事。

他忠孝正直，以清正廉明自许，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事事以恩师司马光为楷模。宦官梁师成把持朝政，叹服他的人品，妄想以高官厚禄引诱他为己所用。他义正辞严地说：“我一生谨记司马恩公的教诲，严以律己，廉洁奉公，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官。我如果为子孙后代着想，贪图高官厚禄的话，我早就不当这吃力不讨好的谏官了。”

当时，朝中有些官员荐举人不考虑德才因素，一味安插自己的亲信，安世对此焦虑不安，就上疏指出朝廷用人不能任人唯亲，要任人唯贤，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授官任职。他积极向朝廷推荐一些社会上的名士贤才为国效力，皆被朝廷任用。

权臣章惇仗势霸占了平民朱迎的良田，朱迎多次上告未果。安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毅然接过状纸，要为朱迎伸冤。他把“四凶（蔡确、黄履、邢恕、章惇）”相互勾结，欺压良民，侵吞良田的罪状一并上疏朝廷。最后，权横一时的章惇被罢官，蔡确被贬为新州别驾，宰相范纯仁以至御史等十余人也因袒护罪被赶出朝廷。

宋哲宗亲政后，倾向新党，主张变法，重新起用章惇为相。章惇以“绍述”的名义，力图恢复新法，打击守旧派。刘安世属于旧党，再加上个人恩怨，尤为章惇因痛恨而不容。他先被罢黜到南安军，再贬职为少府少监，最后又把他贬任新州别驾。

章惇和蔡卡（蔡京弟）仍不罢休，欲置刘安世于死地。他们先把他安置在梅州（今广东梅州市），然后派一判官前去刺杀他。他听说后，却毫无惊慌之色，依然与客人饮酒谈笑。直到客人离去，他才命仆人把凶讯告知家人并准备后事。恰好，这位判官半路上吐血而死。他这才免于一死。

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他才结束了七年的流放生涯，回到京城。他被重新起用为郓州、真定知府。然而，好景不长，蔡京做了宰相后，又把他连续七次贬官到陕州（今河南陕县）羁管起来。后来，他因年老多病才得已回朝，担任承议郎、中书舍人。他也由此把家眷安置在汴梁（今河南开封市）。宣和七年（1125年），刘安世病逝，享年78岁。谥号“刘忠定公”。

刘安世博学多才，能诗会文，著有《元城集》20卷，已佚；《尽言集》13卷，今存。《尽言集》是根据他自己平生作谏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宗旨编定的。他的奏疏刚正之气形于笔墨间，令人钦佩。宋代大学士王珣高度评价这部书“是书乃言官之楷模，辅弼之龟鉴，卿士大夫之药石也”。该书对后世的文人墨客影响很大，常被他们引用来说明事理。另外，马永卿编有《元城先生语录》，对刘安世言行记载甚详。其诗存世不多，大都如其文，议论精警，栩栩有生气。像《八月十四夜月》诗“万古照临终忌满，一轮明彻岂须圆”，《双柏》“同志不渝均管鲍，清风特立若夷齐”，《扑满子》“多求唯恐心难满，扑破方知器易盈”，均为人所传诵。刘安世与苏栻、苏辙兄弟友善，经常以文会友，以诗唱和。苏辙的墓志铭正是刘安世撰写的。

魏县历史上有忠烈祠、思诚书院，正是为纪念先贤刘安世而建的。据清康熙本《魏县志》载：思诚书院是明代魏县知县李栻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所建；区龙祯任魏县知县时又重修思诚书院。为什么以思诚书院命名呢？正是因为魏县是宋代名臣、谏议大夫刘安世的故乡，而刘安世以诚治学、以诚待人，以诚处世，上继邵雍、朱熹等先贤之学，下泽后世，故以“思诚书院”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