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著

克林顿说，“我们无法处处及事事干预”，“军事干预并非永远恰当，有时政治及经济压力反而更能奏效”。演说后各国代表掌声疏落，与1998年演讲后获各国代表起立鼓掌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国家安全顾问柏杰在事后表示：“美国无能力也无责任援助每个有困难的人群。”

克林顿讲话第二天，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引用美国政府人士的话，将新干涉主义即“克林顿主义”归纳出五个因素，“如果外国危机（同时）具备下列5个因素，政府将倾向于采取行动”：

（一）内战、分离主义、种族冲突等暴力行动升级到足以引起世界的关注。

（二）冲突发生在前苏联和中国领土以外或与之接壤的地区之外。

（三）只需小规模军事行动且无太多伤亡即可奏效。

（四）与盟国达成协议，美国不孤军奋战。

（五）危机的周边国家没有维和部队或力量不足时。

西方将这五条称为“惹不起就不干预”战略。对俄罗斯的达吉斯坦和车臣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克林顿主义”其实也是一种软柿子主义，拣软的打，拣弱的打，拣名声不好的打，拣容易得手的打，拣便于抽身拔腿的打，它并没有做好与一个大国对抗的准备。

“克林顿主义”目前的力不从心在亚洲表现得十分明显。首先表现在朝鲜问题上，按照伊拉克和科索沃模式，美国必定会非常强硬地对待研制战略武器的朝鲜，更何况朝鲜经济形势困难，正是乘人之危的良机。但实际上美国人相当谨慎。谋求接触和谈判，争取在讨价还价基础上互相妥协。用取消部分经济制裁，给予经济援助和民用技术资助，换取朝鲜让步，做出暂不试射新型远程导弹的允诺。“克林顿主义”在朝鲜问题上的审慎和节制，主要来自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及

其后果的判断。科索沃战争表明，军事强权是美国最重要的政策工具，但在面对美国地面部队也许要大规模介入的问题上，它不敢勇往直前。

“克林顿主义”在亚洲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这个地区起作用的历史经验，与其说是科索沃战争的“胜利”，不如说仍然是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教训。它使美国人无法以伊拉克模式或科索沃模式解决这一地区的问题。所以当李登辉突然抛出“两国论”，指望有美国人来替他火中取栗，克林顿的恼火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亚洲华尔街日报》撰文说，应该让李登辉明白，“美国不喜欢台湾在假设的基础上做出声明，即假设万一他们挑起与大陆的战争，美国就会来拯救他们”。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包道格说，“我们并没有承诺会不惜让美国子弟兵流血”。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布莱尔上将则被国会指为“使用非常粗鲁的言辞辱骂李登辉”，因为布莱尔在参议院做证时说，美中关系好比一杯调好的鸡尾酒，台湾李登辉是杯中突然发现的一块鸡屎。

美国人大光其火，因为李登辉为常年征战、常年干涉、手伸得太长、事管得太多、已接近承受力极限的美国军队出了一道难题，设了一个陷阱。自越战以后，美国所有军事干涉行动都离不开“快速”和“不深陷”这两个特点，都以容易得手的弱小者为干涉对象，以易于脱身的地区为作战地点，以能够号召起民意的像样借口为动手理由，尽量不出动地面部队——海湾战争地面战只有100小时，科索沃战争则干脆拒绝地面战——同时还要拉起一个“联盟”。它已经下决心绝不再单干了，尤其是再也不替别人去背负十字架。

从这一点看，“克林顿主义”也与最先的“门罗主义”一脉相承，仍然是有利就图、无利便撤的主义。

■研究雷锋和孙武的美国军人

自从有人发现西点军校贴出雷锋照片之后，“美国军人也开始学雷锋”之说曾热闹过一阵。后来有机会访问西点，并与该校毕业的一些美国

军人交换看法，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西点军校有一个例行做法：定期向学员们介绍外国军队。他们确实贴出过雷锋的照片，介绍过雷锋的事迹，这些事迹也确实让一些美国军人有所触动，但他们的目的是让学员“熟悉中国军队和中国军人，包括他们的偶像”。通过雷锋了解一支他们不甚熟悉的武装力量，并非他们也要开始以雷锋为榜样。

发现美国军人学雷锋是假的同时，却看到他们在认真地尊崇与学习另一个中国偶像——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孙武。1997年在美国国防大学学习时，我们得到的第一本赠书，是装订精美、全红皮封面的《孙子兵法研究》，全部由该校学员和教研人员撰写。该校是美国最高军事学府，它的学术主任绍尔上校告诉我们，很多美国军官都看过孙子的著作，美国陆、海、空三个军种的多所军事院校中都开设有孙子兵法课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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