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著

历史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不论从石原莞尔或是北一辉身上，你都能看到法西斯分子在追求他们理想的时候，是如何之坚忍与刻苦。这些人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只会狂热地呼喊万岁和砍头那么简单粗暴。

他们越是坚忍刻苦，对别的民族就越是危险。

“关东军三羽乌”的最后一头乌：土肥原贤二，同样是个顽强坚忍的人物。

1931年8月18日，九一八事变的一个月前，这个玩弄阴谋就像主持正义一样庄重的土肥原贤二大佐，由天津特务机关长调任为奉天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他就公开出任奉天（沈 阳）市长。因这一事变是关东军“擅自行动”，事先未获日本当局认可，所以当了市长的土肥原拿不到任何日本方面批过来的经费；关东军则要扩大对整个东北的占领，丝毫没有准备经费和人员来维持奉天的城市治安；而辽宁省省长藏式毅等中国官员或随军撤离，或以各种消极方式反抗日军占领，整个奉天呈现无政府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土肥原竟然“自掏腰包”干起市长来了：以个人名义借贷，弄到一笔钱维持奉天运转，一直干到日本的占领稳定下来，才转交给伪政府。据说因为是“自掏腰包”，先前那些开支无法报销，土肥原最后是从自己的薪俸中一笔一笔扣除去还债的，其全家很长时间只能租住在几间小屋内。

此传言不论真实程度有多大，一个简单道理摆在那里：从板垣到石原再到土肥原，“关东军三羽乌”越是坚忍，越是刻苦，越是扑上身去不惜一切，对被侵略的中国的伤害，必然也就越大。

这里还必须注意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等级极为森严的日本军队内，像板垣、石原再到土肥原这些高级参谋甚至只是参谋，竟然具有如此大的能量能够左右大局，最后甚至越过上级直接指挥部队的现象会发生？外人百思不得其解。

对日本统治者来说，则有一种更深层次的考虑。

首先是那个直接培植、间接支持少壮军官们的裕仁天皇。从河本大作到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无法无天的少壮军官们不是参加过宫内的“大学寮”就是反长州藩的驻外武官集团成员，基本都是“一夕会”或“樱会”的成员。

天皇乐意与他年龄相仿的这些年轻军官在前面打头阵，却不用承担他们失误的责任。所以表面上一切都由参谋们越权直接指挥部队展开冒险，实际一切早已规定停当了。

这就造成日本政局一种奇怪的局面：所有人都知道马上要入侵中国东北，但见不到任何指示批复或成文的命令。

事变的准备，是早就开始且有条不紊的。

1930年11月，永田铁山以陆军省军事课课长的身份

到东北与板垣征四郎面商。板垣征四郎正式提出武力解决，永田表面上装作慎重不明确表态，却答应从日本拨两门240毫米的巨炮攻打沈阳。

1931年7月，这两门充满神秘色彩的重型榴弹炮被秘密运抵沈阳。它们先由东京兵工厂用火车运到神户，再由神户通过客轮运到旅顺要塞。为不让人们知道是炮，将炮身、炮架拆开，伪装成棺材和澡盆运入沈阳，放置在独立守备队兵营内。

安装也是在夜里进行，佯称是挖井或造游泳池。当东北军派便衣侦察时，日军即加以阻止。除关东军外，这两门巨炮的使命甚至对日本领事馆也保密。大炮的安装由松本炮兵大尉为首的几位专家负责，安装时一律伪装，身穿中国衣服。预定的目标从安装一开始就对准了：一门攻北大营[90]，一门攻奉天飞机场。

在大炮运来以前，1931年4月，士兵基本出生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的第2师团调来东北换防，以适应东北作战需要。板垣征四郎在该师团大队长以上干部集会上，

讲了一段我们中国人今天也应该牢牢记住的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

[90]北大营是在奉天北郊大约3英里处的一个驻军营垣，是东北军军营所在地。虽然是军事禁区，却因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以各种方式，不择手段地猎取北大营的军事情报。

(未完待续)